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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******

　　从“学校体育”发芽，因“终身体育”发展——

　　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

　　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

　　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，长45米，宽22米，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，一边挂着横幅“中国足球从我做起”，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：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；更衣室等同杂物间，想钻进去，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，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；休闲娱乐区最“宽敞”，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；厨房“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”，还有一个洗澡间。平日训练，至少二三十人活动，若有比赛，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。

　　可要找到这个“秘密基地”，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，带着生鲜干果、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，转角隐入绿茵场。一进门，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“老有所乐”，一排小字点明方位“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”。

　　“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，五六十岁的居多，80岁以上的还有6名，年龄最大的88岁，是一支爷爷足球队。”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“中坚力量”，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，他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表示，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，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，“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，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。”

　　“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，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，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，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。”这个被命名为“一友”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，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而另外3位“老大哥”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、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、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，“4个发起人，现在就剩我一个，其他都‘走’了。”

　　学校的足球氛围，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，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、教练，球龄已有70年，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，“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，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。”他记得，学校有两个“最好、最标准”的足球场，篮球场也有10多个，“下午4点半下课，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。”

　　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，而是在当时，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，“成绩好、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。”李崇智表示，目前，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，“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，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。”

　　有了学校的基础，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，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，“来了不少中年人。”孙滇云记得，队伍成立不久，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，为了参赛、壮大队伍，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，“警察、医生、自主择业的、京剧团唱戏的……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，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。”1986年，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，“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，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，一匹黑马冲出去。”

　　“老人们尤其坚信，只要有人上场，云南足球就不会倒。”孙滇云记忆里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，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，他们是校友、队友甚至是师生，发展到后来，加入了亲戚、同事、朋友，“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，‘一友’也从‘一中校友’转变为‘一群好友’了。”

　　8年前，球队结束了“漂泊”的日子，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，但球场地势较高，一到下雨天，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，上场的人都一腿泥，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，众人一商量，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，“多的凑一两万元，少的凑千百元。”用国家级裁判、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，“为了有个地方，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。”

　　“拴在一起”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，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，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，“孤独感”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
　　无论场上场下，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，“训练后，大家分两桌做饭，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。”他以牛肉举例，“一份做红烧，味道浓一点，给年轻人吃，一份做清汤，炖烂了，适合老队员。”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，通常忙不急吃饭，为了训练调的班，还得尽快补上。

　　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“禁赛”，但训练时间一到，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，在这里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“信条”依然鲜活，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，在足球的语境里，“当年训练，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”的古早经历，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。

　　为了安全比赛，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，起到提示作用，但彼此熟悉后，“提示”就种在了心里，“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，只能封堵传球路线，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，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。”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，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，在父亲离世后，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，“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，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，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，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。”

　　为了“圆梦”，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。“比赛中，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，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。”他没料到，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，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，从此以后，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：“高球来了，用肩、用胸，一定不要拿头顶球，得忍住。”毕竟，伤病的滋味，他永远记得，“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，我才退队。”如今，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，他很珍惜，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，能过球瘾，还能适当锻炼身体，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。”

　　“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。”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，“七八十岁，还能每周聚在一起，换换衣服，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，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”心头一紧时，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，“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，是不是还能坚持？”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“少年”，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福建尤溪：“国家级制种大县”种粮户的致富经******

　　(新春走基层)福建尤溪：“国家级制种大县”种粮户的致富经

　　中新网三明1月19日电 (雷朝良 吴振湖)“现在对田地的利用越来越合理，我们也更快增收致富。”在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后楼村纵横交错的阡陌之间，种粮户郑仁胜用脚踩了踩松软的田地，毫不费力就踩出一个深深的脚印。

　　“田跟人一样，都需要休息。”郑仁胜望着他流转来的50亩田地，若有所思。春节将至，正是农闲时节，他每年在田里收获两茬，这几个月准备让这些田休息休息。

　　说起一年来的收获，郑仁胜难掩心中的喜悦：“头茬种烟，收入34万元，二茬水稻制种，收入15.9万元。两茬加起来扣除田租、农资等能有20多万元纯收入。”

　　郑仁胜今年52岁，种粮20多年，但从事水稻制种才5个年头，一些技术细节还没掌握到位，“我家去年平均每亩才产水稻种子1750公斤，隔壁老曾家每亩达到了2500公斤，产量的提升空间还很大。”郑仁胜说，现在他对“藏粮于地，藏粮于技”的理解更加深刻了，来年他要再跟老曾比一比产量，同时为尤溪这个“国家级制种大县”做出自己的贡献。2022年，尤溪全县制种面积达到33458.6亩，产量740万公斤，产值1.05亿元。

　　“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！”郑仁胜神秘地领着记者，不一会儿来到村口的一处斜坡上。原来这里是村里的新型烤房集群，偌大的一个集群由98个拆装式轻钢保温结构密集式烤房组成，每个烤房至少可以管20亩烟田的烘烤。

　　“原来用煤烤烟，不仅是技术活、还是体力活，每隔两小时就要加一次煤，每次都弄得一身煤灰，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守在烤房边上。”郑仁胜说，现在的新型烤房改用生物质燃料烤烟，能够自动加料，而且还配备了“手机云烘烤”功能，用手机就可以控制烤房的温湿度，“躺着”就可以把烟烤好，省心省力、轻松干净。

　　据了解，新型烤房集群由村里的合作社统一建设管理，提高了利用率，还在顶上安装了光伏太阳能板，与光伏企业合作运营，增加了村财收入。

　　“目前这个烤房集群为全省最大，光伏顶棚的光伏利用面积达11500平方米，装机容量2148千瓦。仅光伏发电一项，就为村财增收了25万元。”后楼村党总支书记林城跟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与光伏企业按照3:1的比例投资收益，1个烤房每年按2000元的价格租给农户，整个烤房集群为村财增收近45万元。

　　据悉，2021年至2022年，尤溪县共新建453座密集式烤房，带动烟叶增产120万公斤，烟农收入增加5500万元、税收增加1200多万元，烟农户均增收4.7万元。

　　新的一年，郑仁胜打算用上有机肥和微量元素更好地涵养田地，种出更好的庄稼。“现在国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，庄稼的品种越来越好、加工工艺越来越先进，只要我们勤快点、努力点，日子就会越有奔头。”郑仁胜乐呵呵地说。(完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